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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个体成因等[4]；也有人认为 ，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包括：不

良文化因素的影响，境外黑社会犯罪组织的 渗透，社会转轨时期社会控制功能的削弱，腐败现象的影响，基层政权组织的软弱无力，打 击方面的原因等。[5]我们认为，虽然产生黑社会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我国特定历 史条件下，其最直接的原因是赌、黄、毒、枪等公害的出现与存在，理由是：

第一，当今世界各国、地区的黑社会犯罪都与赌、黄、毒、枪有关，可以说“无赌、黄、 毒、枪，便无黑社会”，美国的黑手党、意大利的黑手党是如此，港澳台社会也是如此。

第二，赌、黄、毒、枪等公害的出现和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此 基础上加上境外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渗透，社会转轨时期社会控制功能的削弱，腐败现象的影 响，基层政权组织的软弱无力，打击方面的原因等，就进一步导致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蔓 延。

第三，我国改革开放前，在特殊的“政策”下（高度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赌、黄、 毒、枪等公害几乎绝迹，黑社会（性质）犯罪也几乎绝迹。这是以牺牲社会生产力，牺牲人民 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历史的发展必然要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之路，而这又必然带来一些 不好的东西，（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 64页。）赌、黄、毒、枪等公害开始出现，在其基础上又必然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 .认识赌、黄、毒、枪等公害的出现与存在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直接原因，对于我们设计 反“黑”对策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反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彻底消灭赌、黄、毒、枪等 公害，从而杜绝黑社会现象的发生；二是放任赌、黄、毒、枪等公害自流，不加控制，特别 是有少数人建议“赌、黄”无条件合法化。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在思想上应重视赌、黄、 毒、枪等公害是黑社会犯罪产生与发展的直接原因，撇开一些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式的黑 社会（性质）原因理论，为预防黑社会（性质）犯罪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即严厉打击赌、黄、 毒、枪等公害现象。其次，应树立起“赌、黄、毒、枪等公害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联系”观 念，把赌、黄、毒、枪等公害限制在社会忍受的最底线，作为我们的反“黑”立法对策目标 ，这不仅是可行的，也是经济的。

（二）界定黑社会（性质）概念，方便司法

如前文所述，澳门《有组织犯罪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黑社会”予以列举性定义， 虽然其外延宽泛，且与犯罪集团不易分清，有不足之处，但其列举式的定义又对减少理论纷 争、方便司法有着重要意义。而这恰是内地刑法对黑社会（性质）定义所不具备的。内地刑法 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称霸一方 ，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由于立法的规定不 是很清楚，使得黑社会性质与黑社会、黑社会性质与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与犯罪团伙、黑 社会与恐怖组织的界限难以区分，从而导致理论上的纷争和司法运用中的混乱。为此，2000 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主要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的特征：（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 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 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 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显然，该司法解释相对立法而言，确实更易于司法操作。但毋 庸置疑，它也存有不足：一是黑社会性质与黑社会如何区分？二是与犯罪集团如何区分？该司 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标准。

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将来的刑事立法或刑事特别立法中，可借鉴澳门的立法经验，对黑 社会（性质）予以列举式的定义。

（三）完善黑社会（性质）犯罪立法

与澳门《有组织犯罪法》相比，内地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及其相关犯罪的规定显然不 足。根据司法解释，内地现行刑法只规定了三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内地现行刑事 立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规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超前性，即只规定了“黑社会 性质”方面犯罪，未规定“黑社会”方面犯罪；二是“缺乏完备性”，即只规定三种罪，范 围失之过窄；三是刑罚缺乏针对性，即没有规定财产刑。[6]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 对刑法进行完善：第一，在刑法中引入“黑社会”概念，即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 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罪。因为黑社会组织比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具社会危害性，根据 现行刑法规定，前两种犯罪的最高刑罚均是10年有期徒刑，据此，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罪最高也只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其刑罚显然过轻，有违 罪刑相适应原则。第二，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一方面增设黑社会犯罪罪名，主要包括“参 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和“自称属于黑社会罪”。另一方面应扩大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罪 的主体范围。现行刑法规定此类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其主体范围失之 过窄，应把该罪的主体放宽至一般主体，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则从重处罚。第三， 应加重对黑社会犯罪的打击力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提高法定刑。将刑法所设定的 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10年有期徒刑提升到无期徒刑。（2）对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黑社会犯罪， 施 以更重的刑罚，这是防止黑社会进一步“政治化”的重点途径。（3）进一步完善附加刑的适 用。现行刑法对黑社会犯罪只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这显然是不够的，“一般而 言，罪犯从事不法活动之主要目的系为了图利……因此，惩治不法之徒如仅将其监于牢狱中 ，则因犯罪资产仍可由他人继续运用，可想而知对犯罪行为或犯罪集团之组织活动并不影响 .”（注：引自苏南恒：“防治黑道之利器——罪犯财产没收分享制度简介”，《法务通讯》（台湾 ），第1796期。）因此，对黑社会犯罪应适用财产刑。（4）对黑社会犯罪不得适用缓刑。由于黑社会犯 罪分子往往具有“传染”性，加之危害严重，应不予适用缓刑。（5）对未成年人从事黑社会 活动的，如果不够刑事处分，应规定由政府收容教育，切不可放任不管。

（四）完善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诉讼立法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追究没有规定专门的诉讼规则，由于黑社会（性质） 犯罪具有反侦查能力强，且危害性严重，因而在将来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应针对黑社会（ 性质）犯罪完善及规定一些新的诉讼制度。对此，可以借鉴澳门的有关反“黑”立法，确立 更有利于检控的诉讼规则。主要有：第一，通过法律推定，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即：明确规 定某些事实（注：如参加黑社会集会、参加黑社会举行的仪式等事实。）可作为对黑社会分子的推定，而黑社会分子互相使用

或被称为某些头衔或代号 ，可以作为对其充当领导职责的推定，这种法律上的推定必须有被推定者的反证才能推翻。 第二，确立特别证据规则。（1）加强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效力，即如果有理由相信被害人、 证人、鉴定人因害怕黑社会报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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