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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收集活动,在迅速孕生了纳西文化国际热的同时,也导致了纳西文献的大量流失。

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当时的政府机构却不但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对纳西文化进行了摧残。如民国年间丽江县政府就曾下令禁止举行东巴仪式;一些行政官员以改革习俗为名,削弱东巴教的地位;甚至有些提倡新文化的纳西族学人也不加区别地否定传统文化,称东巴象形文字为“牛头马面之字”。这对于纳西文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命运堪忧。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危难形势,当时国内一些有眼光的学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收集和保存纳西文献的责任。其中,最有影响、最有成效的是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周汝诚协助万斯年为北平图书馆收集文献的活动。

大约在1940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当时在云南省从事文献征集工作的万斯年先生,前往丽江地区调查并收集纳西文献。关于这次实地的文献搜集过程,万斯年先生有《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述之甚详。据《报告》介绍,万斯年在丽江前后驻扎约15个月,主要进行了包括搜访传抄丽江地方文献、访购整理东巴经典在内的9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具有建设意义的是对东巴经典的搜求。

东巴教信仰山、水、风、火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是原始巫教的典型表现,它又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与规则,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宗教。因此,其教义与规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内容。而记载这些教义及规则的东巴象形文字,又是语言文字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所以,无论是记载内容还是书写形式,东巴经典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万斯年先生到达丽江后,在当地大姓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先后征集到东巴文经典3200余册,包括精写本、绘像本、彩绘本、封面装饰本、圣手写本、校读本等多种版本形式。这些版本对于研究东巴经的内容及纳西人的文献制作,皆有很重要的作用。经过万斯年等人的精心整理,这批文献与此前北平图书馆已经入藏的547册东巴经典合为一体,构成了国家图书馆十分珍贵的纳西文献。

万斯年在丽江地区所收集的纳西族文献除了东巴经典之外,还有丽江地区的志书、纳西族谱、纳西族人诗文集等,并传拓了纳西人的墓碑、庙碑和摩崖石刻,踏访并照录了纳西木土司的遗踪等,这些文献和文物,都很具体地反映了纳西族人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活动,是纳西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们的内容情况,下文将做进一步介绍。

三、收集西南方志、传拓西南碑文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的方志文献自然就是关于此地历史文化自然人文等信息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双方当然都会格外关心西南地区的方志。比如当时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就曾竭尽全力地搜集川、贵、黔以及广西等省的地方志。国家图书馆现在还收藏有当年曾被兴亚院华北连络部调查所占有的《楚雄州志》、《宁州志》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保存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自然也就将收存西南地方志作为重要任务。

根据笔者对1933年印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1934年发表的《续补馆藏方志目录》的统计,当时共有四川方志283种,云南方志125种,贵州方志46种

,广西方志79种。万斯年先生1941年整理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中,计有四川方志351种、536部,云南方志173种、227部,贵州方志58种、74部,广西方志93种、115部,西藏方志23种、33部。而1945年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简目》所统计的近年入藏西南方志,则分别是四川276部,云南93部,贵州34部,广西24部,西藏15部。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抗战期间收集的,因为对所谓“近年”的上限,目录编制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万斯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没有包括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比如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所收集的[光绪]《丽江府志》、冯骏修《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就没有收录。这说明他曾经历经艰辛收集到的西南方志文献,在他所编制的目录中并没有得到反映。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的统计却明确显示,仅1938至1939年一年间,北平图书馆购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方志就达177种、1585册,在战时状态下能有这样的成果,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万斯年先生的夫人、国家图书馆退休研究馆员戚志芬先生也曾指出:抗战期间“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傅增湘1928年12月20日致信张元济也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显示,抗战时期也许正是北平图书馆馆藏西南方志的增长时期。在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多部抄本云南方志上,万斯年先生不仅亲笔题写了书签,还认真地做了校改。就笔者所见,即有[正德]《云南志》、

[乾隆]《益州志》、[光绪]《越州古志》、〔雍正〕《马龙州志》、〔民国〕《续修马龙州志》、〔康熙〕《云州志》、〔康熙〕《剑川州志》、〔康熙〕《禄丰县志》、〔康熙〕《武定府志》、〔康熙〕《琅盐井志》、〔雍正〕《临安府志》、〔嘉庆〕《阿迷州志》、〔道光〕《广南府志》、〔光绪〕《平彝县志》、〔光绪〕《丽江府志》、《蒙化乡土志》、《腾越乡土志》等数十部。这些志书在谭其骧主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没有著录,却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目录》收入,可以基本肯定它们就是抄写于抗战时期。还有一部抄本《滇南抄录》,则留下了抄录于抗战之间的准确时间标志。在其扉页上,有这样几句话:“此书原题《滇南抄录》,不著撰作人姓氏,原抄本首三则所用纸张较小。树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在该页的天头处,万斯年先生补充说;“原书为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见目录史部七十一页。”并注明“一月三十日寄到。”根据这些代表性的事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平图书馆当时确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驻近西南的自然便利,抢救性地抄录、收集了一批方志文献。国家图书馆现藏西南方志当然不可能只是在那一时期才收藏的,或者主要不是在那一时期收藏的,但在那一时期,肯定是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这种收藏行为就包涵了更多的艰辛与奋斗。

散落于西南各地的石碑、石刻,也是当时北平图书馆采访人员关注的重要文献。在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就已经说明调查传拓丽江地区的墓碑、庙碑、摩崖石刻等文字,是他当时丽江之行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图书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所发表的范腾端1946年10月所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云南碑目初编》,则显示了北平图书馆传拓收藏云南省各地碑刻文字的整体情况。所著录的351种碑刻中,有汉碑、晋碑、唐碑、宋碑、元碑、明碑、清碑和近时刻碑。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这些碑刻都是在北平图书馆移驻昆明之后所寻访,但近时所刻的76种则基本为此时所拓,其他的恐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此间所得,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更有条件直接深入碑刻所在之地,进行实地的勘察与拓写。前文所引北平图书馆1940年的工作计划,已经显示了馆领导层对传拓云南碑刻的坚定决心,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则显示,当年购入四川、云南的石刻拓本有108种,实地传拓的100余种。这些碑文的价值与意义,一如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所说,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以及与中原的交往交融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三、对现代地方文献工作的可贵启示

对于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的西南文献征集过程,本文的论述非常简略,但这对于说明

收集地方文献所必需的基本人力素质已足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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